邓福星先生是当代治学大家，从事美术史论研究、美术评论数十年，著作等身，其学术影响非同凡响。福星先生在艺术发生学、美术基础理论、中西美术比较、民间艺术以及当代美术等研究方面，都是中国当代学界的权威或领衔人物，现在各高校文科开设的“美术学”学科就是由他提出而被国家教委采纳的。他著作的《美术概论》已经为很多高校美术专业用作教科书。我们相交多年，我对他的为人、治学及艺事多有了解，读了他谈梅的论著和咏梅书画，遂产生一些感受，写在下面。

　　我觉得福星先生的画应属于“文人画”或“学者画”。对于曾经热过一时的“新文人画”，我一直不大以为然。因为一则那些画家大多不是文人，并不精通“文”；二则古代“文人”今天已不复存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古代的“文人”。但读福星先生的文与画，却总觉得与“文人画”很贴近。

　　首先，福星先生不仅“文”，而且很“文”。他的这种“文”不是与画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文”，他的“文”与绘画而且是自己的绘画创作密切相关。最近读他的《梅谭》，那种深厚的学识与修养，睿智与精思，又陡然呈现。说来，这又与他的梅缘直接相关。福星先生在他居住的颐园内植绿萼、美人梅等梅树名品，蔚然成林，名之“冷园”。由爱梅而及画梅；由画梅又及论梅。邓先生出手而不凡，所著《梅谭》称得上一部详尽深入且最具新意的论梅专著了。

　　中国古代画论和画史中不乏论梅的文章与著作，如《华光梅谱》、《范村梅谱》、《沈蘘梅谱》和《冶梅梅谱》等对画梅历史、画梅技法等均有论及，但邓先生之《梅谭》，以6万多字的篇幅对梅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论文从先秦时期《书经》、《诗经》所记有关对梅果的食用谈起，从文字学角度论及梅花与中国人的关系，又从文化学角度论及梅花的文化意义，以及梅花在诗词歌赋中的文学形象与幽深的寓意。当然，对这位美术史家来说，该著述最着力的部分则是对画梅历史的梳理。作者的研究让我们第一次详尽地了解到，从画史所载南北朝南梁时期张僧繇《咏梅图》为开端，经唐代边鸾、宋代院体，直到墨梅出现。宋元明清相继，乃至现代当代，画梅历史漫长而几经演变。论述至此可谓完整圆满，但对于美学大家王朝闻先生的高足，作者的审美之笔却未停歇，竟进一步发掘作为植物的梅如何成为艺术表现的热门对象，探讨自然界之梅与艺术中梅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梅文化的历史与审美内涵。指出“梅以斗寒、报春、色美、香清、格高、韵雅而被称为‘花中极品’，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可贵精神的象征，乃至中华民族的象征”。他还指出画梅艺术如何在画家个人的理念、感悟和意趣的表现上，在笔墨的承传和创造中去传达艺术家的情感、学养、个性诸问题。洋洋大观之《梅谭》，其对梅及画梅的论述可谓精透极矣！

　　如果说，这部论梅与画梅的美学专著以如此透辟的论述为我们揭示了画梅的深刻意蕴的话，那么，作为美术史论家，同时也作为书画家的邓福星先生从美术实践家的角度论梅，就使此论著别具特色和意义：

　　“本文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美学问题的讨论，也不是单纯的画梅技法的叙说，它处于二者的中间地带，是连接二者的链条。在我用画笔描绘梅花的同时，思考这些问题对于‘写梅’，竟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反过来，画梅的体验，又促使了我思考的深化。”

　　的确，邓先生并非只说不练的“假把式”，他之所以写作《梅谭》，主要目的不在于研究史论，更多的是出于他对画梅的激情和感受。这无疑只有像他这样的学者型画家或擅长书画的学者才能够完成这样一部洋洋洒洒的论梅专著。正因如此，《梅谭》的理论阐述同对梅的描绘相得益彰。这就承传了美术史上从苏东坡、董其昌、石涛到现代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等文人画家集文史书画于一身的优良传统。史论著述与艺术创作相生相发，相互促进，史论研究为艺术创作开先导，艺术创作为史论研究作铺垫。难怪邓先生对梅的理性思考会使其在画梅创作时产生“居高临下”之体验。

　　我所以认为福星先生的作品具有“文人画”的特点，是因为作画者极具“文”和“文人”意味——如果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可以大致类比为古代“文人”的话。邓先生在从事史论研究的同时，长期坚持书画创作，不愿示人，且为文名所掩。多年以来，他治学与作画相辅相成，相生相发，相得益彰。请看一看插在《梅谭》论述中的书画作品，它们与论文都出于同一作者笔下。书中的文与画是如此的息息相关，相互佐证而互补。我们看到他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结合得天衣无缝，几乎不可分割。这种史论著述与相关书画作品有机结合的画册，构成了《寒香》极为别致或许是独一无二的特色。当下呈铺天盖地之势出版的画册中，不知道还有哪一本堪与此相比？也正因为如此，这位现代学者的创作可谓新意盎然，他的学问是立足于传统文化和艺术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不禁又让我想到南宋邓椿《画继》上的一段名言：

　　“画者，文之极也。……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

　　为人也多文而又晓画的邓福星先生，不仅论梅如此精到，其画梅艺术也因此而独具特色。

　　邓先生画梅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强化枝干的表现。那苍浑硕壮的老干，劲健交错的枝条，使画中的梅树巍然屹立，坚韧安稳，势不可撼，远非折枝式的小情小趣。这在一般画梅作品中是很少见的。或许画家正是以此作为赞美崇高的表现手法。这让人想到作者在《梅谭》中所提到的，关山月的《俏不争春》是以繁密的花朵、强化大面积的花群构织大片浓艳的红色去完成的。如果关山月——一如福星先生所称“20世纪写梅大家”——的热烈激情是以强化红梅之花群去体现的话，那么，福星先生在画梅时，花朵却布置得很吝啬，稀稀落落的——也许是画家过于珍惜它们，许多枝干交叉的画面中，老干着花，花朵仅作零星点缀而已，而铁骨般的枝干却纵横交错，占据了大半的画面，尽显风骨，以表现梅的坚贞不屈，不畏严寒。

　　福星先生喜画游龙梅，枝干扭折屈曲，或左右奔突，或回旋直出。以一二主干之纵横交错，再辅以旁枝侧梢，恣意穿插游走，枝干有主有次，疏密得当，浓淡相宜，曲直有度，构成以梅干为主体的新颖奇妙的构成风格。

　　这种以枝干为主体的画梅之法是画家别出心裁的智慧的创造，也是其迥异于他人画梅风格的个性之标志。因为“梅花”虽然初以花著称，凌寒傲雪固属花之魁首，但是，要表现其孤寒老辣，不畏强暴，苍劲硕健，坚韧不屈的意趣和精神则非梅干莫属。况且，作为美术史学者的邓先生知道，中国画之画梅，尤其是明清以降之画梅，或者表现梅在传统文化中的诗性，或者，透过笔墨去传达画家胸中或恣肆奇崛或闲适淡雅的心绪，并不以描摹梅的外形为主要目的。亦如其《梅谭》所论：“画梅写意派的勃兴还是在相继的明、清两代。……写意墨梅已经不再把形似当作必须恪守的圭臬，他们更重视笔墨趣味和自我情感的抒发。”邓先生指出画梅从勾勒着色注重形色的“官梅”向“墨梅”转变的美学意义：

　　“无论是‘圈花’还是‘点墨’的墨梅画法，都不像勾勒着色的‘宫梅’那样描绘精微，且以逼肖自然形态的梅为追求。随着画法的改变，墨梅的作者在绘画中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转移，即从表现对象可视的外形转向其所体现的精神层面即道德意义及文化意义上；从画面逼真所表现的对象转向画面本身——作品的笔墨及气韵等。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艺术模仿向艺术本体的转变。”

　　福星先生所以如此画梅，也许是出于“文化自觉”（薛永年评语），抑或出于作者长期习书而对笔墨的敏感。从而，正是在对梅树老干的表现中，笔墨本身可以借其丰富的姿态而呈现出无穷无尽的变化和意趣。

　　福星先生是书法家，对书法数十年的研习积累了深厚的书法修养和功力。他那古拙厚重的隶书，潇洒奇崛的行书不仅为其独立的书法作品和画中题跋带来文气，更可贵的是，在其对梅的表现上，形成浓郁的以书入画的书法意味。福星先生画梅，常以或浓或淡大笔横扫的隶体飞白之法去表现树干，又长于用没骨点垛之法用含水较多的浓墨淡墨直接画干，这种以湿对干，以面对线，以墨法对笔法，以没骨对飞白双勾的梅干画法，不仅形成了作者画梅的又一鲜明特点，而且使其笔墨在这种辩证对立的美学处理中，达到淋漓多变，兴味盎然。孙其峰先生看到他的梅花作品后，称赞说：“福星作画发乎‘道’，不拘于‘器’，……他的画在形迹之外，有文化性。他的书法功底也好。以书入画，很多画家做不到。”欧阳中石先生评论说“邓先生在画梅花的同时，大概对梅花有一番专门的研究，他画的梅花既有工笔的严谨，又有闲逸的情趣，感觉达到了冰清，很淡雅，很清虚，紧紧抓住了梅花的瘦，抓住了梅花的清香，而不是艳丽。很有骨力，很有生气。我想象不到邓先生的梅花画成这样，和一般我们常见的梅花不同，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梅花的样子。”

　　福星先生喜画巨幛大幅，在两三米见方，或两三米横卷的巨幅梅画中，更是画家驰骋笔墨的自由天地。或许因为尺幅较大，梅花枝干的穿插可以更加恣肆无羁，复杂多变，由奇崛的老干，劲健的枝梢，到嫩润的细条，穿插叠合，加之游龙梅那盘曲扭折的自然形态，构成画幅上梅树枝干奇崛多姿的造型，呈现出恣肆微妙的笔墨结构。我们在其巨幅梅画作品中，可以看到那横空飞扫的飞白用笔，凝重圆厚的书法用线，沉著的浓墨，轻快的淡墨，浓淡互破的墨象，加之由不同浓淡层次不同形状的墨块形成的对比，以及不同粗细不同虚实不同长短不同疏密的线条构成的线群关系，构成了多姿多彩瑰奇微妙的笔墨结构，如雄浑壮阔的交响乐曲。这与那些小品墨戏之作迥然不同。画大幅比小幅的难度大得多，要解决的问题也复杂得多——当然，画起来也过瘾得多。这或许是福星先生画梅超越古代文人墨戏的一个方面，称得是张大千所谓大画即技巧难度大的“画家之画”了。从这点上看，福星先生画梅似乎又突破了传统“文人画”的局限而颇具现代绘画意识了。

　　在《寒香》一书的序言中，薛永年先生这样写道：

　　“新时期以来，就整个中国画领域而言，有新潮实验水墨的崛起和冲击，也有新文人画的回归和探索，还有学院派的反思与勇进。然而，精英阶层尚无画梅的专家，更无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勇猛精进之画梅学者，有之当自新世纪驰情画梅的邓福星始。”

　　总之，福星先生的画与文的密切关系确是难能可贵的。画者，文之极；文者，画之精。福星先生论梅画梅，均已登入堂奥。其可谓当代画坛难得之梅论难得之梅画与难得的学者画家。

本文原载香港《美术交流》第三期

林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